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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白手起家”的科学大师谢家麟(图)
2016-03-02 10:17:4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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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带着十几个大学生、一篇论文和一张加速器外形图,从画图、打造零件开始做起我国最早的电子直线加速器研制工程——顺便还给“同事”挨个补习“核物理”“电子学”“微波技术”等课程。

  谢家麟说,他“有自己动手的习惯”。那年头,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做饭休息,可做饭还要烧煤,大家都赶不及。谢家麟就把闹钟和小电机连成一个新机械,到点了自动打开煤炉。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李广林还记得昔日“热火朝天”的景象,在工厂研究试验器材,戴着黑框大眼镜的谢家麟把中山装一脱,衬衣袖口一挽,就加入了学生搬运大件儿的队伍,“一点儿领导架子都没有”。

  这和李广林印象中“大科学家的形象”完全不符。谢家麟能和大学生“打成一片”。上百万元的子项目,他组织讨论后,当着众人面宣布采用新同事的意见。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把试验器材做砸是常有的事儿,但人们始终没见谢家麟生气过。他不训人,只叫齐了人再把器材的原理仔细梳理一遍,最后撂下一句“咱们再接着做”。

  一次,李广林半夜折回实验室,发现自己的“老师”一个人默默坐在实验台前,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蒂落了一地。

  高导无氧铜的波导管、加速腔、电解槽……一个个器件完成后,十几人的小团队还多少掌握了些焊接、车床技术。8年后,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建成,随即投入“两弹”研制工作。后来,这台加速器还陆续在灭菌保鲜、肿瘤治疗、环境保护等领域应用。

  那时,常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谢家麟已患上肝炎。

  他戒了烟,但没有停止工作。

  有一句话谢家麟始终挂在嘴边:“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问题,没有困难就不叫科研,科研工作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没有路可走,你自己就得想出一条路。”

  “文革”后,中央决定下马高能加速器工程,谢家麟又一次做了“先种麦子”的决定。他和同事朱洪元全世界跑,张罗着不同肤色不同语种的专家坐到一块儿,谈谈“加速器的未来”。最终,他们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想法是“极为大胆”的。此前,高能所的研究都集中在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质子领域,唯独他提出的方案是全新的。那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过3万元经费,要把差不多9000万元的“天文经费”用在这儿,没人敢打保票。

  很多人回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过程,就是一段漫长的“废寝忘食”的日子。

  谢家麟因为肝病,落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为了工作,他需要足够的休息,这个60多岁的老人开始偷偷地吃安眠药。严重的时候,他一晚上连吃三次药才能入睡。

  第二天早起开会,他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甚至无法掌握方向。

  一年后,他找到中科院领导,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那是在1986年,工程已走过设计、预研、部件加工,就剩下最后一环——安装。

  “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的,可谢先生说,自己精力不够了,应该退位让贤,交给年轻人去做。”张闯很敬佩,“谢先生真是一点不计较名利。”

  在给谢家麟整理申报材料时,所里的同事一点点向老人确认当时工程的细节,没想到,谢家麟满口都是“这个不是我做的,我只提了些意见”,“那个是某某做的,你得问他”。

  在高能所这么多年,谢家麟似乎从来没学会“人情世故”。有时,看到他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谢先生会生气:“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他坚决要求把自己名字划去。

  还有同事曾悄悄地问他,当年是怎样评上中科院院士的,他说,“我至今不知道谁是我的推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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