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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钱颖一:教育家改革实践中的经济学原理
2017-01-04 10:09:02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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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中的均值与方差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毕竟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就叫做‘均值高’,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从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的表现名列前茅就可见一斑。

   但是中国教育同时存在“方差小”的问题,就是极其优秀出色的人太少。钱颖一坦言,过去出国读本科的学生还不多,清华录取的都是各省的最高分,那就是该省中最高分的学生。但是现在有很多孩子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出国读本科,而国外顶尖大学的本科录取标准又非常严格。所以,虽然清华现在录取的仍然是各省最高分的学生,但是样本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极其优秀的人才的产生,方差会变得更小。”

   钱颖一指出,中国教育在培养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国教育的作用和成绩。

   但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发生了变化。钱颖一强调,“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妨大局,甚至还是优势,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当需要更多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就会显现出一定的制约,因为创新和创造力的缺乏”。

   钱颖一说,“在经济学里,人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作为劳动力是投入品,是工具;另一方面,人还是消费者,所有的投资最终都是为了消费,所以人也是目的。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么除了消费,人还有其它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中国教育的任务,不仅要关注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更要关注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

   经济发展阶段决定教育走向

   作为经济学家,钱颖一经常被人问及关于经济本身的问题。但在钱颖一眼里,教育改革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更事关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过去十年,中国从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接下来的十年,中国会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高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告别低收入和高增长,这种新常态是长期的。钱颖一指出,“未来的五到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转型,消费提升,服务业比重扩大,制造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钱颖一说,“一种流行观点是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钱颖一解释,推动教育改革与推动经济改革有着类似的逻辑。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方法让他能够用更为有效的方法思考并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善于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设计激励机制,用简洁的模型聚焦问题的实质:“长期进行转轨制度研究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让我特别注意要在改革中考虑各种约束条件,包括制度条件和历史条件;同时,比较经济学让我善于从国际比较中寻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优或次优方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长期研究,又让我深刻体会到试点、渐进和言行关系的重要性。在教育领域中推动改革,我遵循了与经济改革同样的逻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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