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新就业形态成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
根据国内最大的致力于灵活用工服务和研究企业人瑞人才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联合调研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0年，55.68%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与上一年的调研结果相比，使用灵活用工的企业在总体企业比例中提高了约11个百分点。
随着灵活就业的群体不断扩大，相关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重要。
根据高小玫的调研，平台企业利用其优势地位单方面变更计酬标准等，单一从业者无力对抗，平台劳动者明显处于劣势。目前很大部分平台从业者未被社保“覆盖”。“平台用工的社保问题，终究要由国家社保制度予以解决。”
除此之外，高小玫还注意到，一些接单平台将配送业务外包，外包企业招募骑手，但并不在本公司为其注册，而是要骑手去某个平台上注册账号以备领取工资。但注册账号的同时，骑手也默认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然后外包公司或用工平台再与骑手签订劳务合同。但这样以来，关联链上的各个平台企业，与骑手都不存在劳动关系。一些平台用工模式通过“劳务化”演变为去劳动关系化。
对此，高小玫建议，应制定一系列平台用工合同示范文本，制订平台用工专项法规。尽快建立平台从业者专项社会保险，尽快建立平台从业者专项社会保险。
在团中央针对新职业青年的调研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朱迪发现，1/4的新职业青年没有参加社会或商业保险，电子竞技员、网络主播和网络文学写手的社保覆盖率最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炫世唐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张威从事网络写作多年，他发现很多网络文学写手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意识，这既需要国家层面补齐短板，也需要教育引导从业人员主动跟进社会保障措施。
广东省东莞市副市长、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黎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年轻人自己在家开网店、做直播，但没有注册企业实体，因此在参加社会保险、工伤保险的时候比较麻烦。另外，如果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跟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发生纠纷，用传统的方式也很难处理。她建议，应该尽快研究建立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机制、劳资纠纷处理规则。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认为，新就业形态正在不断改变工业经济主导的就业格局，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了挑战。“我们或许不能以传统雇用模式来审视新就业形态，更不能让新就业形态成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
“零工经济”的崛起，正在给政府和社会提出新的挑战，但同时也在带来新的机遇。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乡东萨拉嘎查村党支部书记吴云波也是受益者之一。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让村里的合作社旗下有好几家牛排店、餐饮店暂停营业，而且村里好些年轻人都因为疫情不能出去工作，有的赋闲在家快一个月。
对此，吴云波想的办法是让年轻人在家拍视频、做直播。疫情之前，他就试着通过视频直播卖货，效果还不错，他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也跟着干。一年下来，他攒下了100多万粉丝，村里八九个年轻人也跟着做起了直播，有的卖牛肉，“一年下来都是几十万元的收入”；有的卖鞋子，“建了几百人的群，在家照样做生意”。
这两年，东萨拉嘎查村装上了5G网络，也有了快递邮寄点。吴云波更有信心了，他鼓励村里的年轻人不要担心工作的问题。“只要敢干，用心干，干什么都能有不错的成绩。”（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林 赵丽梅 耿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