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我也许是个有些矛盾的老师：纪律管得最严格、批评学生最凶，却花了最多的钱与精力来“讨好”学生。我自费购买了许多小贴画奖励他们，规则是：每次听写全对、改错本写得好可以获得1个贴画，找我打卡背单词可以得2个，集齐15个贴画可以来换一个笔记本，30个贴画换一杯奶茶。学生郑莹在课间悄悄和同学说：“虽然英语老师好凶，但我最喜欢她。”
一开始，学生们的目标大学几乎都在川内。出于稳定、轻松的考虑，绝大多数学生的职业目标是当老师。也有例外，有个学生曾经立志学葡萄牙语，只因在网上看到葡萄牙语能挣钱。但后来听说阿拉伯语更挣钱，又要学阿拉伯语。
一个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的女孩问我：老师，您觉得做什么职业比较好？我建议她试试教师、护理、会计，因为这些职业可以考证，实实在在的证书拿在手里，或许更能让她看得清未来。
作为老师，我总希望他们能走进更广阔的世界。我曾跟他们说“上大学是走入大城市最便宜的途径”，也曾在冷得坐立难安的南方冬天里，向他们描述在北方的暖气房里吃冰棍是何等的幸福。我分享过传播学中的“数字鸿沟”理论，提醒他们正确使用互联网；还有怎样才是一段好的亲密关系——恋爱的目的不是贪图享乐，而是携手共进。英国脱欧、“祝融号”火星车，甚至我自己的大学经历，都能够激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这些“宣传”似乎有效果。英语课代表杨梦正以到北京读大学为目标奋斗着，希望能够考入外交学院学习英语；刘学知最想去浙江和上海，他的父母都在浙江打工；还有几个学生向往网红都市重庆。而林夏依旧希望留在四川，“一个人离开家乡去别的城市，会感到孤独吧。”她说。
有人早早体会过去与留的滋味。鹿安上高一的时候成绩不好，父母便叫他去自家作坊打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做过手机壳，学过塑料染色，其间还独自一人到广州的打印机工厂上过班。
这条路他很快看到了尽头。“没有技能和知识，人是挣不到钱的。”鹿安说，“在流水线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算上加班，一个月也只有4000元。”打击还来自一个稍显稚嫩的对比：他看着身旁的技术工人，因工作量少可以上班玩手机，羡慕不已。数次挣扎过后，他逃离工厂回到高中，一改先前的玩乐态度，成绩从高一时的300多分提升到今年高考模拟的540分，如果保持这个成绩，他有可能上一本院校。
这一年中，复读班没有开过家长会，“叫家长”也很难成为对付学生的“撒手锏”。当地老师开玩笑说：“给家长打电话，四个有三个在打麻将，叫也叫不来的。”更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家长在外务工，有些人几年才回一次家，孩子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隔代教育”在县里相当普遍。张伟的父母常年在广州打工，他也想以后去广州生活。复读这一年，他一直和考入大学的同学保持联系，不断完善自己对大学的理解。
6月7日上午，我的82名学生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结束后，淅淅沥沥的雨停了，有学生满面笑容地跑出来，和我大声汇报：“从来没有过这么清楚的英语听力！”
高考后的联欢会上，我把这一年拍的照片做成的摄影书，送给了每位学生。学生们也每人写了一封信，凑成一大本书送给我。最让我高兴的话是：“老师，虽然我现在的成绩不好，但是我会在未来继续学习，上专科后也要专升本，要考研究生。”
长江水昼夜不停地奔涌，从这座小城出发的学生们，也即将奔赴属于他们的未来。（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宋欣然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