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路径
“（他们）演说中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7年1月10日晚间，梁启超怀着激动的心情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信。当天，李济等人从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清华国学院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参会并听了李济做的报告。
这一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学业。回国一年间，他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察员，大都没有薪水。利用在美国所学，他对山西西阴村发现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这批陶片没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复原的器物，但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对比研究，他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基于回国一年间的经历，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梁思永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1931年，山东城子崖遗址第二次挖掘由梁思永主持，当时他年仅27岁。1939年，根据城子崖的挖掘成果，他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龙山文化的发现，也让当时无法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的中国考古人找到了另一条解释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以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根在环渤海湾一带，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如果要给百年中国之考古作阶段划分，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表现；二是希望用中国材料来回应‘中国文化西来说’，主要是针对安特生的观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说。
从“实习生”到“奠基人”
1935年春季，从发现之初就带给世人无限惊喜的殷墟，迎来了第11次发掘。25岁的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了这次发掘。此前一年，他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以绝对优势的成绩拿到了公费留学名额。
毕业前夕，他为自己选好了继续求学的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但当时，留美考试在北平择定的专业是“考古学门”，因此成绩一公布，他就面临研究方向的选择。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自己本来预备了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1935年3月，正在殷墟发掘现场参加实习的夏鼐，得知这一年的留美考试有“经济史”一门时，他“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认为自己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并非所长。在殷墟两个多月后，即将结束实习时，他在日记中仍流露出类似的想法，“我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
尽管殷墟的发现是如此惊天动地，“一片甲骨惊天下”，殷墟使传说中的商朝彻底被证实，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00年。但是从夏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日后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当时对考古并无多少兴趣。
殷墟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符号，意识到这或许是珍贵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考证、调查，发现出土甲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正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对殷墟遗址的发掘，打开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的一座宝库。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先后组织殷墟发掘15次，发掘大墓11座、方坑1个、小型墓和祭祀坑1200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
“殷墟的发掘，把辉煌的商代文明展现给了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和殷墟发掘有很大关系。”陈星灿说。
当年参与殷墟发掘的夏鼐，与梁思永几次面谈，并与李济通信，反复商酌自己留学的去向问题。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夏鼐把赴美留学改为赴英。在选择方向时，他认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
转入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前，通过几个月的潜心学习思考，以及在殷墟发掘中打下的基础，夏鼐逐渐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从最初的犹疑彷徨转变为方向明确的决心。但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日后他会领导中国考古事业长达30余年。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楼，一尊夏鼐的石像神情安详，目光斜望远方。这是一个被所有考古研究所成员敬仰的名字，不仅在于他曾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更因为他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1950年，夏鼐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河南辉县战国时代车马坑的发掘。他亲自动手，冰天雪地里，在车马坑里一蹲好几天，用木炭一边烤一边剔。终于，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完整重见天日，震惊世界。
1955年，夏鼐首次关注到碳14测年技术，并把它向中国考古界做了介绍，马上引起考古界强烈反响。在夏鼐的领导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年轻物理学家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被调到考古所，中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正式筹建。
“夏鼐先生同样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经他提议，不主动发掘帝王陵成了考古界的一个定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