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转向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为了应对基本建设中考古力量严重匮乏的局面，当时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而这四期学员，逐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坚力量，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苏秉琦和夏鼐同为训练班的教员，参与了训练班的筹划和领导工作。苏秉琦也是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专业30年，为办好考古专业、培育考古人才、充实全国各地考古队伍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苏秉琦更常被人称道的，是他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理论。
1986年7月24日，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被发现。牛河梁遗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处祭祀场所，属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命名，距今6500年到5000年，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这一发现，将当时所认知的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而同时期杭州良渚大墓、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发掘，均表明距今4000年至5500年，各个流域都已形成复杂社会。这些重大发现，也让考古学界一直秉承的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岌岌可危。
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核心问题。苏秉琦提出：认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个“怪圈”，需要跳出来。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他把中华大地分为6大区系，认为每一块都有独立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体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块。到夏商时代，随着各地文明交流与融合，以及对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苏秉琦的这一学说，与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提出的“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迅速在学界内引发热议。在苏秉琦的启发下，学者严文明又在1987年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论，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区则是“花瓣”。
苏秉琦在学术上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考古学新任务。在1991年第12期《考古》杂志中，苏秉琦写道：“40年来，我们忙于日益繁重的田野工作，侧重于进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相对来说，重建史前史的任务无暇顾及，甚至在一些考古学家头脑里，重建史前史的观念淡薄了。”苏秉琦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一步提出了要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做社会考古学的目标：“持续多年的结果，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被人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贯通，以至对中国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断的而非完整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以上世纪9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做文化谱系研究，即用考古材料构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这一阶段夏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此后开始侧重历史和社会研究，强调透物见人，代表人物则是苏秉琦先生。”孙庆伟说。
常志国史丹心
纵观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历史，考古已不仅是一门学科，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考古更代表着常志国史丹心的求实精神。
采访过程中，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新时期考古人的初心使命？王巍的回答也许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国考古人始终以构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作为自身最根本的任务。
“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更加长远的眼光。
而令人欣慰的是，考古队伍绵延跌宕，考古精神薪火相传。近年来，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就读考古专业，到重大考古新发现频上热搜；从《国家宝藏》等考古类综艺广受追捧，到“博物馆热”成为全民潮流，再到“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供不应求，考古学在大众视野中的“升温”有迹可循。
历史离不开考古。我们从哪儿来？未来到哪儿去？关于中华文明演变历程的寻根探源，饱含着公众素养提升、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情感，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国家和民族的根脉，就是历史和文明。正是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让现代人得以聆听泥土下的文明絮语，也让我们寻回了那一块又一块关乎历史文化遗产的“拼图”。
“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中国考古人的初心和使命，正如学者苏秉琦先生所言，“为历史而考古”“以考古学修国史”。回眸考古百年，常志国史丹心，新一代中国考古人承继前辈“风餐露宿、青灯黄卷”的优良传统，正担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与学术担当。（记者桂娟、双瑞、翟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