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了吗”
尽管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四五十岁仍属于成年中期，应该担任着家庭和社会的“支柱”角色，但曹英体会到的只有强烈的疏离感。
她是在3个孩子都成家以后，才突然有了这种感受。仿佛人生任务已经完成，待在家里再无事可做，也没有收入，她把这样的生活视为“坐吃等死”。
工作是她和家里彻底闹翻后争取来的。丈夫不同意她出门打工，甚至放下狠话要和她“断了”。她第一份在火锅店后厨的工作，就是丈夫来店里硬生生打断的。
曹英生气，但也理解，没了女人的家“冰锅冷灶”的，“他其实也想出来工作，但找不到活儿。”曹英丈夫今年60岁了，适合这个年龄段的男性的工作更少。之前他在城里的KTV里做保洁员，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不干了，“他有高血压，不能熬夜。”
有些时候，曹英也能感受到年龄的负累。“眼睛不行，记忆力不行。”最忙的时候，曹英一个人要照应5个包厢。好几道菜端进去，出来后，曹英就记不起是哪些了。又得再细细核查、回忆，想起来了，菜单的那一行行小字也够她瞪大了眼睛搜寻半天，才能终于把它划掉。
独自出来工作后，曹英和村里人几乎也断了联系。在乡邻看来，一把年纪出去打工，做着伺候人的工作，多少有些不光彩。曹英不愿听人这么说，她觉得自己的职业“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偶尔回去，她还是会刻意避开村里聚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女人们，“不想听人闲话”。
曹英孤独，但她找到了餐厅里和自己境遇相似的朋友。她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躺在宿舍里诉说各自的故事。曹英是同年龄段里待在这里最久的员工，迎来送往，每一次有人要离开，她都背过身去，不说话，只怕一张嘴，眼泪跟着就落下来了。
想要见到人，是徐小芹需要工作的另一个原因。
关了自己的店后，徐小芹与生意场上的朋友联系越来越少了，大家似乎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去年开始，她觉得自己的更年期症状加重了。空虚、烦躁，身体出现各种小状况。只有在商场这几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才能让她感觉“充实”些。即使看着人来人往，她也会觉得不那么孤独了，“有时候还能碰到熟人，一块儿聊几句。”
和人聊天也成了宏彩兰会担心的事。
12年前，她从市自来水公司下岗，孤身养育着3个孩子，她去过北京打工，又在家附近的酒店应聘保洁员，然后一直在那里工作到今天——她64岁了。
64岁的宏彩兰依然把头发梳得高高的，画好眼线，涂上口红，出门上班。她每天工作8小时，工作区域是1楼大厅、2-4楼的楼道和办公室、13楼的会议厅，还有2个电梯、4个卫生间。
她觉得自己老了，没有什么别的优点能让别人接纳自己，就是老实和吃苦。“不管别人有没有看我，我一样做我今天该做的活。”
几乎每一个新主管到任，这位超龄的保洁员都会面临一次失业危机。宏彩兰不争取，也不辩驳，只是继续“做我今天该做的活儿”，然后一次次凭着“老实、能吃苦”，把自己留了下来。
每个月领到2600元薪酬的宏彩兰正在老去，但她不想成为一个“老年人”，她惧怕孤独和无用。
这座酒店已不再繁盛，当她弯着腰一层一层清扫楼梯，她感觉心里很踏实，感觉自己有“余热”。（应采访对象要求，徐小芹、曹英、梁慧为化名）（实习生 杜佳冰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