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踏着青石板路，穿过各式错落的客家民居，一栋三层高的小楼映入眼帘：白墙灰瓦、古朴雅致，木门匾上“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几个字苍劲有力。
在这里，上万册濒危的古籍经过修复师们“抢救”后，重新被“唤醒”，展现它真实的原貌。四川是古籍大省，全省有200多万册馆藏古籍，据保守估计，需修复的就占了半数以上。而全省从事纸质修复的工作者有60人左右，修复1册书至少需要15至20天，“抢救”古籍是个要紧活，但修复古籍却需慢功夫。
成立于2008年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从最初的5个人发展到如今40多个人，现已修复古籍1.7万余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文献修复机构。
近日，记者走入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探访古籍修复师的故事。
“40后”创始人
一生与书有缘，不仅爱书更要护书
【人物档案】彭德泉：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理事、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创始人，他一生都在与书打交道，先是读书，然后在剧团“唱书”，还在学校教书，再到巴中市图书馆管书，最后投身于修书。
一身中山装、浓眉大眼、清瘦干练……记者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是已经76岁的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创始人——彭德泉。
一辈子与书打交道的他，对文献古籍有着满腔“侠义”之情。他坐在木桌前，一杯清茶，几卷古籍，向记者娓娓道来他和书的故事。言谈之间，浓浓的书卷之气流露而出。
“我这一生先是‘读书’，然后在剧团‘唱书’，还在学校‘教书’，最后去了巴中市图书馆‘管书’。”彭德泉回忆，2005年，临近退休前几年，我去拜见了自己的恩师，中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张德芳，“当时，老师身患重病，却拉着我的手不厌其烦地说，‘你不要整天泡在图书馆，赶紧出来抢救古籍，书都要烂完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张德芳的着急，正是源于古籍濒危的现状。四川盆地温热潮湿，加上保存管理不当等人为因素，相当多的馆藏古籍文献出现不同程度的霉变、虫蛀、鼠啮、断裂、残损等破损情况。
“我一听也着急起来。”彭德泉说，等我走访调研后发现，实际情况比料想中还要糟糕，大量古籍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损毁。
他说，“一开始，爱人和孩子是不理解我的，不明白我临近退休为何还要折腾，但我坚持办理了离岗待退手续，四处找人商量，应该怎么抢救古籍文献。”
回忆起修书的最初，尽管时隔十多年，年逾古稀的彭德泉也不禁哽咽，“先人历经战乱灾荒，艰难地让这些古籍流传至今，在和平年代，珍贵的古籍怎么能从我们手里消失？不修好，怎么对得起先人和后人？”
于是，在张德芳的感召下，彭德泉联合几位有共同志向的友人——时任广汉市图书馆馆长秦一、省图书馆退休的古籍修复专家刘英等，一起开始了古籍修复之路。
“古籍修复是个专业活，也是个苦差事，一开始，我们通过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招募人才。”彭德泉讲述，我们以首批培训班的5名学员成为原始班底，在广汉图书馆开始古籍修复工作。
初建的古籍修复队伍没有经费，也没有专业的工具，为了压书，大家出去捡石板、砖块，甚至把旧家具锯了当作压平机；古籍多霉菌、螨虫、飞虫，长期对着古籍工作，呛得人不断咳嗽，时常出现过敏症状。
“最紧张时，连每个月300元的工资都发不出。”说到此处，彭德泉的脸上满是愧疚，“我年纪大些，为了情怀能够不求回报，但对年轻人来说，要生活，要吃饭。”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大家却没有离开，他们跟我说，‘彭老师，跟着你干这个，谁不是凭着一腔热爱，本来也不是图钱，我们相信，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时隔多年，彭德泉仍对这一番话记忆犹新。
就是这一股劲支撑着他们，2008年，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在广汉正式注册成立；2012年，成都博物院为他们免费提供了办公场所，在成都成立了分中心，主要人员搬迁到成都；2016年，再搬迁到洛带古镇，他们不仅在这里建立了古籍文献修复博物馆，还壮大了修复团队队伍，走向快速发展阶段。
2019年揭牌的洛带·艺匠古籍文献修复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以展示纸质文献修复技艺为主题的博物馆。开办这个博物馆也是彭德泉一生的心愿。
博物馆不仅科普了古籍修复的各类知识，更是展示出古籍修复大师、高浮雕传拓大师终其一生艰苦求索的修复技术、工具及学术成果。
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是全国“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中唯一的民营机构。“这么多年来，我们得到了国内多位专家、大师的无私传授，他们作为中心的顾问来授课、指导、收徒，从来没收过一分钱。”彭德泉例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在我们这收了11个徒弟，毫无保留地把毕生技艺教授给他们。
“和修复古籍同等紧急的，是修复技艺的传承，这也是开办这个博物馆的初衷。”彭德泉说，修复古籍需要20多道传统工序，如配纸、染纸、配线、配制浆糊、裱书衣、书签等，掌握这些技艺的专家大多年岁已高，对古籍修复技艺同样需要抢救性传承。
博物馆揭牌这天，杜伟生前来参加，他赞道，“你们干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对保存、珍视、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在彭德泉两次出现脑梗入院后，儿子彭克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辞去了公职，从父亲手中接过古籍修复“接力棒”。
“但我还要再贪心一点。”彭德泉说，我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发展到60人以上的修复队伍，抢救更多的古籍文献；二是希望能把员工工资再提高一些，“这样，我就能安心退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