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一业
“‘To be or not to be’，你们说说怎么翻？”
一上来，他就考了我们一道难题。
“生存还是毁灭……”我下意识喃喃自语道，毕竟朱生豪的这句译文已成经典。
“错！大大的错了！生存还是毁灭是国家民族的事情，哈姆雷特当时想的是他自己的处境，是他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他一下子激动起来，一双大手在空中挥舞。
……
在翻译界，许渊冲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也争议不少。
他绰号“许大炮”，不仅人长得高大、嗓门大，也好辩论、爱“开炮”。
于学术，他是“少数派”。他坚持文学翻译是“三美”“三之”的艺术，要追求“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他总想通过“再创作”来“胜过原作”，更将追求美、创造美视为毕生目标。
而认为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人，指责许渊冲的译文与原文的意思不符，“已经不像是翻译，而是创作了”。
对此，他毫不避讳，甚至将自己的译文比作“不忠实的美人”。
译无定本，但理念不同，还是带来了矛盾。
他的最新译作是亨利·詹姆斯的《The Portrait of a Lady》。前人译为《一位女士的画像》，他译成《伊人倩影》。
“‘一位女士的画像’，说实话看到这个题目就不想看书了，有什么看头？中国的文化深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两个字很妙的。你看，说一个人美丽的影子，倩影比画像好多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的译文比原文更美。”
《红与黑》引发的翻译界大论战更是轰动一时。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赵瑞蕻是第一位译者。同一句法文，赵瑞蕻译成“我喜欢树荫”，许渊冲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瑞蕻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
风格之迥异一目了然。许渊冲觉得这是实境与真境的区别，“喜欢树荫”是实境，但这种喜好源于“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才是真境。“她死了”也是“实境”，可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还找得到比‘魂归离恨天’更好的译文吗？”
有译坛权威把“提倡乱译，千古罪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帽子扣在了许渊冲头上。他从不服输，始终认为自己译的最好。多年后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出版，还不忘寄给赵瑞蕻一本，扉页写着“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
他的一生，有无数次笔墨相伐，但欣赏他、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
采访中谈及此事，他突然一跃而起，快步迈向对面的书架——从那个花15块钱买的旧书架上，迅速而准确地找到一本书，又迅速而准确地翻出其中一页——那是一篇赞美他翻译艺术的文章，题目是《美化之翻译》。
那一瞬间，面前仿佛不是一位百岁老人，而是当年在西南联大每次考试总争第一的少年。
钱钟书对他颇多赏识，常以书信展开探讨，在信中提到两种方法：一种是无色玻璃翻译法，一种是有色玻璃翻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两难相权择其轻，钱钟书宁愿得罪诗。
而许渊冲认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打破的。”
业内将他的翻译称为“韵体译诗”，情味悠长，境界全出，尽显中国古典诗词的风骨流韵。
老师钱钟书称赞他：“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
好友杨振宁评价他：“把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植在翻译中。”
他说：“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况下，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灵魂体现出来。”“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也许，这就是他执着于意译的理由——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之美。
为此，他先后出版了180多本中英法文翻译著作，将中国的唐诗宋词以及《诗经》《楚辞》《论语》《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等翻译成英文、法文，将西方名著如《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夫》《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译成中文。
他的中译英作品《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译作《西厢记》被英国出版界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家里占据两面墙的书架上，他自己的书几乎都要放不下了，逐渐占领了墙角、沙发、地板……一同前往的中译出版社编辑，带去他刚出版的新书——《西南联大求学日记》《画说经典》《古诗里的核心词》以及“许渊冲英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系列”21种等，摆了满满一桌。
他逐一拿起端详，面对这份“生日大礼”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很难想象，这位笑容灿烂、话语铿锵的老人，在2007年就查出直肠癌，医生保守估计他还能再活7年。
而7年后的2014年，他不但没有走向生命的终点，反而拿下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我们所处的国际化环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许渊冲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国际译联在颁奖词中如是说。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确为“实事求是”。他不仅印在名片上，更嘱咐家人：以后，墓碑上就刻这两句。
